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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调查记者黄玉浩:代孕功德无量,我准备干一

  人物:黄玉浩,北京健康盒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环球医城和环球代孕创始人,前新京报、中央电视台资深调查记者,代表作有阜阳白宫、王亚丽骗官、山东新泰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等,被GQ杂志评为“中国最善于突破的特稿记者”、北京卫视第二季《我是演说家》六强。

  今年3月,新京报头版核心报道“夫妻双亡留受精胚胎,父母讨回代孕产子”一文报道了曾经的“中国胚胎之争第一案”的当事人沈新南老人成功通过代孕为家族留后的事迹,随后新华社、参考消息、凤凰网、腾讯新闻、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和BBC等国内外数百家主流媒体予以报道。

  此个例被公认为“世界首例父母双亡遗留胚胎五年以上通过代孕成人”案例,全程操盘此事的是被称为“中国代孕第一人”的刘保君,彼时他的身份是北京健康盒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环球代孕平台的执行总裁,而担任“全球一站式合法代孕平台”环球代孕董事长的则是“80后揭黑记者第一人”、前新京报和央视著名调查记者黄玉浩。

  代孕一度在国内处于灰色地带,暴利与欺骗、争议与纠纷往往与之伴随,那为何曾经的揭黑记者愿意涉足,他会如何规避风险,他打造的环球代孕是否能解决行业痼疾,记者就此专访了黄玉浩。

  Q:作为曾经全国著名的调查记者,你为何会涉足代孕这个“灰色”产业?

  A:代孕本身并不灰色,相反是件非常阳光甚至功德无量的事,说它灰色首先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解,是信息不透明所致,在我国,针对公民个人的代孕行为并无相关法律规定,所谓法无禁止则可行,所以公民个人的代孕行为是完全不违法的,他们的代孕需求应该算正当不违法的需求,目前只有卫计委的一部行业法规,生殖规范,明确“医疗机构不得从事代孕相关业务,不得从事胚胎的第三方转让、经营、买卖和移植”,受制约的应是医院和诊所等卫计委主管的机构;另一个灰色,我觉得是指这个行业长期没有政策和法规的规范,没有行业标准,大多都偷偷摸摸进行,各种小中介、地下实验室、非法行医是其基本形态,暴利、欺诈与纠纷一直伴随这个行业,让代孕信息更公开透明、权威及时,让这个行业真正以人为本回归初心、引领规范建立标准,去除暴利规避风险杜绝纠纷,我认为这恰恰是我这样一个曾经资深揭黑记者转型做大健康的使命和责任感。

  Q:国内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代孕存在伦理争议,你怎么看?

  A:有争议很正常,很多新生事物或真理、发明刚出现的时候,社会都有巨大的质疑,这不可避免,但争议应该交给时间和实践来检验,很多专家和学者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些争议也是伪争议,比如损害了代妈的权益的观点,实际上所有的代孕妈妈都是自愿的,对各种风险都是知情同意的,她为此获得的报酬也是合理的,在欧美“爱心代妈”和“公益代妈”非常普遍,而对于一个60多岁的失独老人或40岁的不孕不育夫妻来说,想拥有一个孩子的刚需比任何伦理道德都更有说服力。

  Q:如何理解代孕是刚需?这个人群很庞大吗?

  A:生孩子简单来说就是精子、卵子和子宫的一次完美配合,三者中有一个有问题都无法成功,通过试管、调理任何手段都没有用,而代孕就是精子不行换精子、卵子不行换卵子、子宫不行换子宫,理论上成功率是百分之百,在中国至少有这样几类人群是必须通过代孕来实现“孩子梦”的,第一类是同性恋伴侣,保守估计也是千万人群,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生殖行为来拥有,但迫于社会和家庭压力,他们往往必须要有个孩子;第二类是不孕不育夫妻,社科院前段时间发布数字称,中国每8对育龄夫妻中就有1对面临不孕不育,1500万家庭近4000万人口面临这个问题;第三类,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失独”父母,他们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基本丧失了再要孩子的能力,这个人群也是百万级家庭;第四类,国家放开二胎后,想要二胎的大龄夫妻;第五类试管失败或有习惯性流产、免疫系统疾病等缺陷的女性;对这大几千万的人群来说代孕就是刚需,而且是不违法的刚需,甚至可以说是合法刚需,但在国内目前的处境是并无合法的供应,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非法地下实验室和黑中介。

  Q:环球代孕作为国内合法代孕概念的首倡平台,和其他代孕中介或地下机构有什么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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